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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只能这样做吗?你要我怎么放弃?”,90后电影生活调查。

简介“我只会干这个?你让我怎么放弃”,90后电影人生态调查 在今年的FIRST电影节上,年轻导演张站在领奖台上说:“如果...

“我只会干这个?你让我怎么放弃”,90后电影人生态调查

在今年的FIRST电影节上,年轻导演张站在领奖台上说:“如果我不能在电影中表达自己,我会选择死亡。”观众欢呼起来。其实这很符合外界对电影行业从业者的想象,他们觉得自己充满了爱,充满了激情,并且“给我自由或者去死”。

然而,这并不是电影行业和电影人的全部。比如2012年,北京大学泰语专业大一新生王,就被《人在囧途之泰囧》年的12.7亿票房震惊了。“当时他只觉得拍电影好赚钱。”。她没想到9年后写下了自己剧本的第一行。

《泰囧》年以来的这些年,电影行业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,吸引着各路资本,年轻人来到这里为爱发电,追逐梦想。

也是在这样的浪潮下,2015年,23岁的杨若谦从河南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。为了有更好的发展环境,她去上海大学攻读电影科学硕士学位。

每年都有许多年轻人王力可于超和杨若谦投身于这个行业。

但近年来,电影行业经历了资本泡沫和严重疫情,整个从业者的生存焦虑越来越重。就连追梦人也需要经常停下来充电,很少能看到像《给我自由不然就去死》这样纯粹的理想主义者,——导演贝吉塔在家喝威士忌熬夜写剧,编剧王暂离北京,做影视宣传的郑晓晓经历了从降薪到失业的全过程。

Yulezibenlun与包括制片人、导演、编剧和宣传员在内的8位年轻电影人聊天,发现他们和大多数农民工一样,都在不停地工作、开会、休假、复工,并设定阶段性目标。然而,作为一个有足够可能性的行业,影视行业也给了很多人坚持下去的勇气。

疫情过后,作为电影人和工作者,如何写好自己的故事线,如何共同为这个行业的未来探索一条道路,是本次采访试图探讨的问题。

而且,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事业不仅与自己的追求有关,还与自己的社会资源密切相关时,萧也还想尝试讨论另一个问题: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足够的财富,他们怎么能留下来?你如何看待你的职位?

一个比较好的开始,等于一条更顺畅的前路吗?

27岁的贝吉塔毕业于重庆大学导演系,曾在电影《半边天》和两部即将上映的院线电影中担任执行导演。

“高考那年,我其实和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了考试。结果他考试不及格,我被录取了。”就这样,贝吉塔进入了家庭不太支持的行业,但他非常喜欢。

他的第一次剧组体验是在大三的时候,当时电影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是在贝吉塔的老家河南拍摄的,他误录了两个月。刚去的时候,制片主任告诉他实习生没钱。如果他们愿意尝试一周,如果他们能坚持,他们会留下来。不拿工资对贝吉塔来说并不重要,在那里你可以收获学习经验,所以贝吉塔一开始很兴奋。“待了一个星期,他有点想回学校,工作真的很无聊,接触不到创作。”。不过这两个月学到的正规船员流程,其实对他已经建立了一定的认知。“以后在拍摄作业或者其他短片的时候,我们会尽量利用这个过程,把它制度化”。贝吉塔说。

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,他和导演刘玉林结下了缘分。这是贝吉塔无意中积累的第一个社会资源。后来,贝吉塔接下的大电影项目几乎都和导演刘玉麟有关。这样的开端不知不觉让他成为了业内的潜力股。

比贝吉塔大两岁的杨若谦也是一名科班出身的人,本科主修戏剧,硕士主修电影。看来她有一个认真的专业对口,进入这个行业是很自然的。但是杨若茜的大学学习环境并没有太多的资源给她,所以直到来到上海攻读研究生二年级,她才有正式启动项目的经历。

最初,她跟随当时还是影评人的藤井树作为新媒体和观影团,并没有涉及电影项目。“后来第二年研究结束,他进入了《荞麦疯长》项目。”当时他还没有到准备阶段,杨若谦也不知道他会承担一个制作人的角色。“这有点像抓货架上的鸭子。她没有经验,只有不懂的地方才能提问,然后做一点总结。”后来,这件事让她明确了自己的职业方向。

不想做写作工作,也不想离创作太远,所以《荞麦疯长》项目基本结束后,杨若谦来到北京,成为爱奇艺电影的执行制片人。杨若谦调侃道:“考研的时候,我从上海和北京两地选择了上海,但没想到最后还是来了北京。

她和贝吉塔很像,两人都是出身于科班出身,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接触到了相对优越的资源,然后走到了今天相对稳定的位置。

在电影行业,有很多资源和机会,但能否实现还是和你有关,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运气。

王是八个回答者中唯一一个因为上大学来北京的。上辈子被别人陷害,所以没有参加高考,而是直接从老家南京被送到了北大泰语专业。

“北大高材生来拍电影?”这是她经常听到的“调侃”。王并不享受这些时刻,但在其他时刻,她不可避免地享受着名牌大学的资源。

“北京大学的氛围比较自由,每年都会举办话剧比赛”,于是她在大二的时候就加入了学校的话剧社,通过话剧社的师兄们,间接认识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副教授杜,开启了她电影生涯的第一步。当然,这也是北京高校之间良好的互联互通给王带来的好处,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“北大”这个活招牌。

杜教授当时在文化做项目开发,需要一个没有经验的实习生。王顺利地去了那里。“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去之前,我每年都去电影院,频率不超过1次。

0次”,她也挺忐忑,“杜老师开会我就跟着开会,他说啥我就记啥,到后来才慢慢开始往策划进阶”。

大学毕业后,王玉超进入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读电影理论的研究生,之后又进入田羽生带领的新圣堂学习编剧写作。直到今年,她自己的长篇剧本也入围了FIRST的创投。这一切,都和当时被保送进名牌大学时的想象不一样。

名牌大学和优越资源的双重加持把王玉超引进了行,她成为了被看见的那一个。

但也存在一类人,可能不太需要靠运气。

陈多今年28岁,是西北某省地产大亨的儿子,目前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工作室,同时跟着某大师编剧写剧本,“明年很快应该就有个项目就要上了”。3年前他从家乡来到北京追求他的“电影梦”,“当时我什么也不会,虽然现在也还是在学习,但那会真的除了钱什么也没有”,听上去像是在凡尔赛,但陈多确实没有因为钱发愁过。当年来北京,父亲不同意,想把他留在身边培养,以后接管公司。“后来我爸没办法,给了我一张不限额的副卡让我来北京,怕我饿死”。陈多在北京干了一年多的编剧,积累了一些资源,但有署名的只有一部三线小网剧。“只能又回去拜托我爸,我现在这家工作室就是我爸投资的”,陈多的爸爸后来也托人搭了几条线,现在才有机会跟着某大师编剧写剧本。

和上述几个人都不同,陈多是依靠家庭资本,和自己的小有能力,挤到了行业里有可能被看到的位置。

没人能想得到,这些还算顺畅的、同时又指向不同方向的开始是不是好的开始,以及,后面这条关于梦想或是职业的道路,会更顺畅吗?

疫情没有压死骆驼,但让人思考:是职场还是梦想?还有资格选吗?

需要承认的是,对于一些年轻人而言,电影有时是一个巨大的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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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机器。但对于已经在电影行业有一些“工作年头”的年轻人来说,他们想的更多是如何让自己的职业道路走得更远,尽力做一个有追求、有情怀的打工人。

贝吉塔一直想导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。在重大毕业以后,贝吉塔去了上海,当时上海国际电影节对年轻导演也有创投类的相关扶持,他就带着自己的剧本去了,期间还得到了李霄峰导演的鼓励。“但我当时没太想明白,商业和自我表达都想要,最后本子也没过审”,虽然当时组委会打电话表示是因为题材原因,但贝吉塔心里清楚,很大原因是在于他没想好自己的方向。

在上海待了两个月,最后随着女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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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,贝吉塔决定要北上。在北京,他一边写剧本、一边接一些散活儿,直到他再次遇见刘雨霖导演。“她让我别光写剧本,到时候把自己先饿死了”,自那以后贝吉塔开始经常性的和刘雨霖合作。

直到疫情发生,贝吉塔的工作被迫中止,他反倒开始有了大段的时间去写剧本。“当时买Whisky都买那种1.8升的,每天喝得醉醺醺地写到天亮”,其实他也焦虑,“之前拍的一些广告也因为疫情没有拿到尾款”,也不想问家里人张口,房租和其他开销就只能用花呗、借呗支撑着。

为什么不干点别的?贝吉塔不是没这么想过。有次他着急忙慌的赶高铁,北京的马路堵得水泄不通,贝吉塔只能坐地铁换乘。下班高峰人来人往,每个人都匆匆忙忙,他觉得很恍惚,“我在想如果我不坚持做电影的话,这会可能在家或者在哪儿酒也喝上了,什么也弄上了,会是另一种人生。”

后来贝吉塔又觉得,地铁上那些匆匆忙忙的人,“其实大家都一样,总得为了点啥坚持”。贝吉塔学的是导演,毕业后这些年也一直在电影行业磨练,不论是为了自身追求或职业考虑,离开的沉没成本太高,因此他暂时不想、也离不开这里。

“干这行的有一半是抑郁症,另一半是酒鬼”,贝吉塔说,“我是属于后者”。好在现在大多数项目都能陆续重启或开机了,只是疫情间歇性的反复会需要面临更换拍摄地的风险。对于贝吉塔而言,疫情那段时间来的快去的也快,现在只要能开工,他的剧本还能继续写,他就始终能保持着一个酒鬼的乐观。

和贝吉塔不同,王玉超在疫情当口的选择有点反其道而行之。研究生毕业之后她经朋友介绍去了田羽生导演所在的新圣堂,慢慢开始往编剧方向发展。“田导对我们很好,疫情的时候也没有在薪资或者其他方面亏待我们”,但王玉超却在疫情那会离开了新圣堂,不久后和留美回来的大学同学成立了工作室。

“部分原因是在于我的另一半在上海读博,疫情那会不方便来回跑”,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她想做自己的故事。但在那个时机“独立”,王玉超和她的合伙人都承担了更大的压力,“找活、接活、盘算公司账户余额”成了她近一年来的日常。除了为写自己的故事而努力,这更加像一次创业。

直到在工作室基本保持收支平衡之后,王玉超在今年元旦写下了剧本的第一行字,并且入围了前不久结束的FIRST创投。

后疫情时代,大大小小的电影创投并没有减少,但来到这里的资方却比以往谨慎许多。王玉超的剧本《三好生》在FIRST吸引了不少资方的注意,但大多都希望她可以修改得“走出一点自我、再商业一点”,王玉超明白其中的道理,只是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。

但她依旧是幸运的,这个被她形容为“半自传”的故事还拥有能够被拍出来的机会。

相较而言,影视宣传郑小小面临的境况要糟糕得多,她几乎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宣传作为影视行业靠近下游的岗位,当无片可上、无片可宣,资金链就面临着巨大风险。当时郑小小的薪资陆续从60%降到了50%,最后她所在的影视宣发公司在钉钉群里宣布了解散。

“当时有点泄气了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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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来有可能在今年升职,但最后确实很无奈。”某重点大学制片专业毕业,从业两年多,郑小小没有积累下太多可用的资源,父母也无力支持她再干些什么,所以她没得选。

失业后的郑小小回到位于三线城市的老家,找了一份文案策划的工作,一直干到了现在。但对于影视行业,她依旧有向往,“如果是要选职业,我还是愿意尽量选一份更喜欢干的事,但应该不会再去北京了”,郑小小失败过一次了,她不愿意再来一次。

一位学编导出身后来转行商务的北电毕业生告诉小娱,在他的同学圈子里,“有钱或者有资源的还在北京,呆不下去的只能回家”,而离开北京的几乎就是离开行业了。对于郑小小这类人来说,疫情只是把这一时间节点提前了而已。

这场疫情打破了很多人的幻想,但也让更多人重新思考。对于这群年轻电影人来说,离不开或许是因为还有情怀、愿意做梦,但也因为一直学这行、干这行,亦没有想过职业上的第二选择。

像王玉超、贝吉塔一样的电影人,属于行业里的“中产”,经历过专业学习、拥有着不错的资源,离开的沉没成本太高,前路的希望又时隐时现,现阶段还是会选择留下。但更多的从业者是郑小小,没有更多可利用的资源,她们只能离开。

别的出路和设想

电影行业本身的难已经让许多人提前离场,疫情只是加速了行业人口的新陈代谢。直到如今,还剩下的这些人要如何继续留下来?

29岁的执行制片罗清,目前供职于某知名电影公司。2018年,她从待了三年半的公关行业离开,开始做电影。“其实当时没想太多,主要是为了帮朋友忙”,这一帮就帮到了现在。

“现在有点累了,觉得很多事情没意义”。

三年里,罗清差不多跟了三个电影项目,还有其他正在推进的、不能推进的项目不计其数。第二个项目快结束的时候,离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了小半年,但她却产生了离开的念头。

“是这个行业的阶层问题对我造成了负面影响”,罗清告诉小娱,巨大的资源、财富差异造成了这里的阶层化,“不是光努力就能组个好盘、做个好电影的,疫情终将过去或被控制,但阶层问题不能。”

“比如你看喜剧只认开心麻花、业内大咖来来回回都围绕着那些人,都是一个道理”,电影行业内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,当大把的财富、资源掌握在某些头部公司里,普通人很难干涉一部作品将由谁创造,以及最终如何诞生。

但年龄渐长、顾虑渐多,罗清很难再像三、四年前那样说走就走,她只能偶尔看看工作机会,另一边还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新项目里,“当年一起工作的同事基本都到了管理层甚至高层,我还要事无巨细的处理所有制片上的琐事”,罗清觉得挺魔幻的,但她也没设想自己什么时候会真的离开这个行业。

某种意义上来说,罗清也属于这个行业里的“中产”,但和贝吉塔、王玉超不同的是,罗清是转行而来,因此罗清对换行业的开放度比较高,因此如果在别的行业有好的机会,她也会考虑,“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”。

而留下来的王玉超也有自己的焦虑。她很早就进入婚姻,但至今还没有把生孩子提上计划。“我其实不担心年龄大了但没有代表作之类的事情,我只是觉得,假设明年我的电影开机,那我一定没法生孩子。”

但谁也不知道哪个孩子会先来,王玉超现在做的最主要的还是两件事。一是继续修改自己的剧本《三好生》。从First创投回来之后,她和几个有意向的资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,修改上也在做一些取舍,“希望可以在明年顺利开机”。另一方面,王玉超的工作室在最近也被纳入了一个大型的传媒公司,生存状况应该会比之前好很多,涉及的范围将会不止于电影,“因为如果我们坚持要做电影行业的话,首先得活下去”,王玉超说。

在今年10月份的乌镇戏剧节,还有一部根据王玉超长篇剧本改编的话剧即将开演。这些新势头都让王玉超充满了生命力,慢慢开始不止于一份事业或工作。

贝吉塔也终于给自己立了个Flag,通过创投或别的方式,“争取在30岁之前把第一部长篇给敲下来”。目前他手上的两个剧本都在稳步进行着,“身边人的反馈还算不错,都鼓励我继续写下去”,贝吉塔说。

随着这些行业“中产”喜忧掺半往前走时,开头提到的那类无需太多运气也可以进入此行的年轻电影人,他们则不太需要考虑生存,只要愿意干就可以永远在行业,也无需担心退路。

开头提到的陈多是,余小明也是。

去年7月份,大学毕业的余小明搭上了从纽约飞回香港的国际航班。在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,余小明拿的是电影研究和电影电视制作双学位。但因为疫情,他没能留在美国。

“在国内隔离期结束了就可以直接进片场,我觉得挺神奇的”,因此隔离期结束后,他直接去了爱奇艺的一个网络电影项目做特效导演。现在余小明在上海生活,拍短片、拍广告,同时为了丰富履历。目前,他正在准备一部自己的短片,“有一半的投资是来自于我父母”,余小明有点不好意思的回答,“我希望这个可以在我的履历上留下比较重要的一笔”。他渴望成为一名电影导演。

无论是拍短片还是不久后可能再回美国读研,他还很大程度上拥有家庭资源拖底,这让余小明拥有着做梦的权利。

相似的还有呱呱,他入行三年,此前一直是剧集编剧。呱呱在今年退出了一个一线IP项目,“不想当这样‘被阉割的’编剧了,我觉得自己在被消耗,”他说。接下来呱呱转而开始准备自己的短片作品,未来可能去创投、参加电影节。“试试看”,交谈中他侃侃而谈,很有激情。

和陈多、余小明类似,“我不太担心生存”,呱呱说。对于他们几个来说,电影更多是梦想,不是养家糊口的工作,但能不能“出头”则是另外一码事。家庭资本把他们托到了这个位置,有点类似于行业资源和社会资源对贝吉塔、王玉超的作用。

后疫情时代,电影行业从一个难走到另一个难。而和陈多、余小明不一样成长背景的人才是大多数,他们在疫情之后的“生存焦虑明显比以前更严重了一些”,王玉超说,“所以大家也知道,干这行必须有点信念感”。

这种信念感,可能是依旧相信电影能造梦,也可能是愿意相信这份职业本身。阶层问题会长久存在,不担心生存只为追梦的人也会陆续涌入,对于更多的行业“中产”或者是没有资源的小白来说,“熬”依旧是唯一的出路。

电影行业本身不缺情怀,这些年轻电影人也不缺。当成一份工作,或许会“熬”得更快乐,但在贝吉塔看来,“要是真的不成,那就等到那天再说吧,可能我也不会怪谁。现在我只想做好眼前。”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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